光明日报记者 刘勇 光明日报通讯员 李晓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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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最早的龙崇拜从何而来？世界第一块真玉背后反映出怎样的文明新高度？8000年前的西辽河流域孕育了怎样的中华文明之源？不久前，以“八千年西辽河文明之光”为主题的首届查海论坛在辽宁省阜新市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会等文博考古机构的40余位业界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查海遗址的重要发现，发掘文物、遗迹背后的历史价值，寻找那跨越数千年的文明曙光。

“石堆龙”——考古发现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龙形象

1982年，在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沙拉镇北查海村，辽宁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了距今8000年的新石器早期重要文化遗址——“查海遗址”。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一条长19.7米，宽1.8~2米的“石堆龙”的发现，让查海遗址一度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查海遗址发现至今虽已逾40年，但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却为之着迷，重要成果不断涌现。

“起初，考古人员在查海遗址发现了两件‘类龙纹陶片’，其中一为蜷曲的尾部，一为盘旋的龙体，同时带有鳞状的纹饰。但因为是局部碎片，在当时并未引起相应重视。”查海论坛上，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说，“而之后发现的‘石堆龙’，龙头、龙颈、龙体、龙鳞、龙爪、龙尾等摆放分明，身体前部下方用石块堆砌出像足又像云雾的衬托物，是迄今为止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龙形象，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

一直在深入研究查海遗址的南方科技大学教授、四川省考古研究院原院长高大伦认为，查海遗址最重要的发现就是“石堆龙”。它不仅是写实的堆塑，更是查海先民们精神上的寄托。它的存在成为查海先民早在8000年前就进行龙崇拜的有力例证，对5000年外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华早期文明的探索，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两件“类龙纹陶片”的出土，到“石堆龙”的现身，查海遗址的发现似乎在向人们告知龙的真正含义。阜新查海遗址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李井岩对记者说：“‘石堆龙’的大型龙体代表着查海强大的形象。他们将被征服部落图腾的一部分加到自己龙图腾的身上，就逐渐形成了驼头、鹿角、鹰爪、鲤身等各种动物形象于主体大蛇身上的中国龙。最终，龙在不断地演化中，变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位国人的心中。”

类龙纹陶片 冯思媛摄/光明图片

查海先民善识玉更会用玉

在没有人造强光的情况下，如何精准辨别玉石？这一难题，查海先民在距今8000年时就已破解。此前，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对查海遗址出土的玉器鉴定证明，“查海地区出土的玉器是全世界已知最早的真玉器。鉴定的8件玉器明显地出自不只一块玉料，这说明查海人鉴别玉料的水平已相当高，早早告别了真假玉混杂不清的阶段。”因此，距今约8000年的查海玉器被公认为“世界第一真玉”。

玉器加工精度代表着生产力水平。在不断地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又在查海遗址出土了我国最早的石轴承。国内研究中国古代玉器制作的专家邓聪认为，石轴承的发现意味着查海玉器可能已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有轴承就说明有机械，用机械来加工玉器，就不单纯是手工加工，这是一个跨时代的飞跃。”查海论坛期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馆员李新全介绍。

目前查海遗址已出土玉器44件。按用途划分，生产工具有玉斧、玉凿等坚硬实用工具，在它们上端顶部及刃口均留有不同程度崩痕。有的刃口残缺，可见是经常使用的实用器。而作为饰品的有玉玦、玉管、小玉环。“这些玉饰品加工技术成熟，表面抛光亮洁，形制规范，开始由实用属性向审美属性转变，满足人们审美的追求，更进一步证明生产力的飞跃。”李井岩对记者说。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非常重视查海玉器的发现，他认为，“查海玉器已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对玉材的认识，二是对玉的专业化加工，三是对玉的专用。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分化，所以是文明起步。”

“中国人是崇玉尚玉的民族，绵延不断的玉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标志之一。查海玉器在满足先民实用、审美价值的同时，其中蕴含代表一定‘德’和‘礼’思想的社会功能也渐以显现。”李井岩介绍，“查海遗址墓葬出土的玉器只有玉玦和玉匕，玉玦在日常生活中佩戴行动就会脱落，实用性不强。而查海先民认为，用玉来殓葬可保尸身不腐，促使逝者再生转世，这也是原始鬼神灵魂观念的一种体现。”

文明源头之上或有更早的文明曙光

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郭大顺在大凌河畔的牛河梁，发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庙、坛、冢，寻到了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将中国文明史向前推进1000年。而源头之上，是否还存在着更早的文明曙光？

2021年1月1日，“阜新市查海文化遗址保护条例”正式施行。阜新市成立查海遗址群保护及开发利用工作领导小组，持续推进查海遗址群保护开发利用及查海考古遗址公园筹建工作，使查海遗址有效保护、合理利用迈入正轨。8000年前的遥远文明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也引发了人们无限遐想。

在众多观点中，吉林大学学者赵宾福认为，“中国现阶段发现处在公元前7000至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可按时间先后划分为查海时代、仰韶时代、龙山时代。”这一观点明确提出了“查海时代”的全新概念。对此，郭大顺表示，“文明不只是物质概念，还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概念。而在查海遗址，除了完整的聚落之外，还有玉、龙、石雕神人面像等发现，这就为叫响查海时代提供了考古证明。”

近年来，辽宁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陈山始终在查海遗址周围考古。他认为，查海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圈体现在不同的文化区域，而北方的查海遗址群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也是学术研究的热点。

“我们在查海遗址开展植物考古，发现了小米，更加证实查海先民已经从事了农耕生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介绍，这表明，查海先民已经进入农业社会阶段，为我们探讨古代农业起源，追溯一万年中华文化史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实物证据。

“总而言之，以查海遗址为代表的诸多遗址所展露出的新的文化因素已经让世人得以窥探一个新的宏伟时代的雏形，反映出中国北方地区人类社会在距今8000年所发展出的社会文明程度。”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时代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赵辉表示，考古人下一步目标是在查海遗址寻找文化线索，找到线索就能找到文化的源头。

《光明日报》（2023年08月03日 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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